信強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
  2014年,全球權力將繼續由發達國家向新興國家轉移。全球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中心將繼續向亞太地區轉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陣營將更趨“內向”。
  總體而言,2013年全球權力格局依然呈現出“東升西降”、“南興北衰”的基本態勢,國際體系的轉型進程得以延續。但是隨著各國戰略和政策調整顯現出不同成效,國際政治權力變遷的幅度有所減小,大國力量對比變化的速度有所放緩,進而為全球權力轉移的前景註入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2013:新興國家群體崛起
  首先,美國戰略收縮態勢明顯。儘管美國“一超”地位依舊,但是受國內問題羈絆,導致美國在外交領域變得更為“謹言慎行”。
  其次,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之勢得以延續。較之發達國家,新興國家總體上保持了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速。同時,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協調與合作日趨廣泛和深入,在地區熱點問題解決以及全球治理方面的話語權重不斷增加。其中尤以“金磚五國”之間的合作最為突出。
  而在所有的新興大國之中,中國的和平發展又可謂“一枝獨秀”。放眼全球,中國在2013年的綜合表現無疑最為耀眼。隨著綜合國力的顯著提升,中國在外交上表現出更為積極進取的態勢,通過支持敘利亞危機的政治解決,推動巴以和談,提出“親誠惠容”周邊外交方針,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在釣魚島建立常態化存在,對黃岩島實施實質性控制等一系列舉措,中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地位以及全球事務中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2014:權力轉移趨勢持續
  首先,全球權力將繼續由發達國家向新興國家轉移。受困於國內政治“極化”、經濟複蘇緩慢以及軍費預算削減等問題,美國綜合國力相對衰落之勢有目共睹。歐洲經濟持續低迷,在軍事和安全領域獨立行動的能力及自主性日益弱化,而日本因安倍政權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明顯右傾引起了周邊國家的警惕和反制,其國際影響力亦將受到嚴重限縮。與之相較,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群體積极參与對國際秩序的重塑以及全球治理規則的制定,使得世界權力中心“由西向東”轉移的勢頭總體上得以延續。
  但是在2014年,全球權力轉移的速度有可能趨於放緩。原因在於部分發達國家經濟已展現出不同程度的止跌回升跡象,美國複蘇態勢尤為明顯。而由於多種複雜因素的作用,大多數新興國家的綜合表現則持續下滑,部分國家甚至可能陷入經濟衰退和社會動蕩。因此在2014年,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之間此消彼長的發展勢頭將趨於放緩,國際政治權力轉移的進程也將更為曲折。
  其次,全球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中心將繼續向亞太地區轉移。美國朝向亞太的“再平衡”,中國的持續崛起,俄、印等國影響力的提升,日本對“正常國家地位”的追求,東盟一體化進程的深化,使得眾多大國及國家集團匯聚的亞太地區將繼續成為全球政治的焦點,太平洋地區超越大西洋地區成為全球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中心地帶也將日趨明顯。
  第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陣營將更趨“內向”。由於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國內問題叢生,勢必被迫減少對國際事務的干預力度,聚焦於國內經濟的發展,在外交政策上採取守勢,從而導致其在全球事務中參與度和影響力隨之下降。
  第四,中國全方位崛起之勢將進一步凸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吹響了中國全面深化政治、經濟、社會改革的號角。在2014年中國很有可能繼續保持傲視全球的經濟發展增速,中美兩國在經濟總量上的差距將進一步縮小,在軍事領域的“代差”也將得到顯著改善,亞太地區中美兩強並峙的戰略格局更進一步凸顯和固化。在外交上中國也將展現出更大的進取性和主動性,進而對既有的國際政治格局形成強有力的衝擊。
  中國的全球外交佈局
  首先,致力於中美關係的進一步鞏固和提升。美國作為全球第一強國,依然對全球事務具有重大的影響力。中國應全面加強兩國在政治、安全、經貿、金融等領域的雙贏合作,併在全球治理、應對地區熱點問題等方面展開務實協作,包括促使美國將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作為其外交優先議程,推動實現“習奧會”年度會晤的常態化,擴大兩軍聯合演習的規模並實現機制化,深化兩國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全球合作,敦促美國加強對日本、菲律賓等盟國的管控以維護地區穩定。
  其次,積極深化與新興大國的協調與合作。以金磚五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將對“後霸權時代”國際政治格局的演變發揮日益重要的影響,中國應夯實金磚合作機制,落實建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及應急外匯儲備安排的動議,合力推動 IMF 與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的改革。此外,中國還應大力拓展雙邊合作,包括全面深化中俄戰略伙伴關係,以消解美國對兩國造成的戰略擠壓;加強中印戰略合作,推動“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的落實,維護阿富汗局勢的穩定;通過與巴西和南非的合作,進軍拉美,深耕非洲。
  第三,切實加強與地區“支點國家”的合作。部分地區強國業已成為其所在區域國際秩序日益重要的參與者甚至塑造者,中國應樹立“全球佈局”的戰略意識,遴選地區“支點國家”,遵循“多予少取”的原則,強化與“支點國家”的雙邊關係。例如在南亞應落實中巴經濟走廊的構想,加緊瓜達爾港的建設,穩步進軍印度洋。在東北亞與韓國協調應對朝核問題,加快中韓自由貿易談判,聯手牽制安倍政權的右傾化趨勢。在東南亞加強與印尼等國戰略合作,推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升級,維護南海局勢的穩定。在中東加強與土耳其和沙特的合作,在拉美加強與委內瑞拉和阿根廷的合作,為中國的全球戰略建立牢固的地區支撐點。
  第四,積极參与和主導國際新規則的制定。隨著自身實力的下降,美歐日日益重視利用制度和規則的創設,以保持其對國際體系以及全球議程的主導。例如對國際政治“新邊疆”——極地、太空和網絡空間——規則的制定,又如在國際經貿領域對TTIP和TPP的積極推動,再如針對氣候變化問題,發達國家也謀求建立有利於其自身的規則體系,逃避自身所應承擔的義務,迫使發展中國家分擔不相稱的責任。對此中國應予以密切關註,積极參与相關新規則的規劃和制定,占據戰略制高點,以維護自身的正當利益。(本文節選自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1月14日發佈的年度國際戰略報告《失範與轉型:復旦國際戰略報告2013》)  (原標題:中國應進行積極進取的全球外交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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